1968年
３月 林彪、江青制造了所谓“杨成武、余立金、傅崇碧事件”。诬陷杨成武、余立金、傅崇碧“武装冲击中央文革”，并且罗织罪名，说杨、余、傅“为‘二月逆流’翻案”，是“二月逆流”的“新反扑”。２２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发出命令，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、军委常委等职务；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，并加以“叛徒”罪名，逮捕法办；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。同日，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，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。同时，改组军委办事组，增加了黄永胜、李作鹏等人，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。这是林彪、江青互相勾结，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。不久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，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，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。
３月１８日 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提出：“去年冬天以来，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。”此后，在全国范围内反击“右倾翻案风”，使各地群众组织派性复发，一些省、市的“大联合”被瓦解，内战再起。各地造反派还以《红旗》杂志提出的“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”、要坚持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”为依据，重拉队伍，再立山头，大搞武斗。许多地区的派性斗争发展到有预谋地制造一连串大规模破坏活动。
４月１６日 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。毛泽东在声明中指出：“美国黑人的斗争，不仅是被剥削、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，而是整个被剥削、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。”
５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转发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》，要求全国各地区、各单位“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”。在“清理阶级队伍”中，整错了一大批人。
７月３日 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发出布告，提出六条措施，严禁破坏交通、抢劫军用列车、冲击解放军机关、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。２４日，中央再次颁发布告，作出六条规定，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。
７月２１日 毛泽东对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》的调查报告作批示：“大学还是要办的，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，但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，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，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。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，到学校学几年以后，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。”２２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。编者按语说，这个调查报告“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”。此后，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“七二一”大学。
同日 江青、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，把71%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诬指为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里通外国”和“有政治历史问题”。８月２３日，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《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》，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三十七人，分别诬陷为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。２７日，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《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》、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》。经康生修改审定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等。
７月２７日 北京六十多个工厂，组成三万多人的“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，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，整顿秩序，制止武斗。８月２５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联合发出《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》，要求“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，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，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，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”。２６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》的文章，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：“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，不论是学校，还是别的单位，都应有工人、解放军开进去，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，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。”截至８月底，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。此后，派遣“工宣队”、“军宣队”进驻学校的办法，不仅普及各教育单位，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。
９月５日 西藏、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。至此，全国２９个省、市、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。经历了二十个月的“夺权斗争”，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。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，１９６７年比上年下降9.9%，１９６８年比上年再降4.7%。
９月７日 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发表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!》的社论，文章说：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，“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，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、批、改的阶段。”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：“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，大批判，清理阶级队伍，整党，精简机构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，下放科室人员，工厂里的斗、批、改，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。”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“斗、批、改”达到“天下大治”的设想。
９月１６日 江青操纵的“刘少奇、王光美专案组”整理报送了三本所谓刘少奇的“罪证材料”。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，诬陷刘少奇是“大叛徒、大内奸、大工贼、大特务、大反革命”，是“美国远东情报代表”。２９日，林彪批写“完全同意”，“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！”
１０月５日 《人民日报》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”的号召。各地普遍开办“五七干校”，把原党政机关、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，送到干校劳动、学习。
１０月１３日－３１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原八届中央委员、候补中央委员中，被定为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里通外国”、“反党分子”的，达总数的70%。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，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，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。开会时，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，才刚过半数。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。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、军委办事组成员、各省、市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、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，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%还多。毛泽东主持会议，并就“文化大革命”问题讲了话。他说：“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建设社会主义，是完全必要的，是非常及时的。”全会一开始，就分组围攻所谓“二月逆流”的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等（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）。还批判了所谓“一贯右倾”的朱德、陈云、邓子恢。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，全会批准在江青、康生、谢富治等人主持下，用伪证写成的《关于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》，作出了把刘少奇“永远开除出党，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”的错误决定。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，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。林彪、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，由于毛泽东的反对，未能得逞。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。
１０月１６日 《人民日报》转载《红旗》杂志社论《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》，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、“驯服工具论”、“群众落后论”、“入党做官论”、“党内和平论”、“公私溶化论”。这场“革命大批判”的许多文章是林彪、江青等人组织、授意写成的。他们采用断章取义，捏造事实的办法，以“左”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，在政治上、理论上、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。
１２月２２日 《人民日报》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，国家和企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。
１２月２９日 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。大桥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，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。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。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，不顾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干扰，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。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，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。
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：工农业总产值2213亿元，比上年下降4.2％。其中工业总产值1285亿元，比上年下降5％；农业总产值928亿元，比上年下降2.5％。（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)工农业产品产量：粮食，2.09亿吨，比上年减少876万吨；棉花，235.4万吨，与上年持平；钢，904万吨，比上年减少125万吨；原煤，2.2亿吨，比上年增加1400万吨；原油，1599万吨，比上年增加211万吨；发电量，716亿度，比上年减少58亿度。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13.06亿元，比上年减少27.11亿元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37.3亿元，比上年减少33.2亿元。国家财政收入361.3亿元，总支出359.8亿元，结余1.5亿元。
来源：人民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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